商會——近代上海經濟繁榮與城市發展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就上海而言,之所以能夠在近代短短數十年中迅速崛起為一個國際大都會,在許多方面都與商會有著些許的聯系




1902年上海商業會議公所的成立,可以被視作是上海歷史變遷中的一個重要裡程碑,亦象征著中國經濟近代化翻開新的一頁。自上海創建商會開始,商會不但成為政府與工商界的重要溝通平臺,也使工商業的行業自律與各業之合作進行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自上海之有商會始,在政府倡導下,全國各地紛紛建立瞭商會,對中國經濟社會之發展起到瞭重要作用。到民國初年,商會不但成為中國社會中最重要的法人社團,也在中外交流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就上海而言,之所以能夠在近代短短數十年中迅速崛起為一個國際大都會,在許多方面都與商會有著些許的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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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會如何登上歷史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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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重商主義氛圍下,清政府到1900年之後也開始認識到中外商約談判的重要性。當時外國政府在對華談判時與其本國商會高度合作,中國則缺乏此種官商溝通機制。因此,當1902年初盛宣懷奉命到上海來與外國人談判時,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要趕緊成立中國人自己的商會。因為如果沒有商會,政府對各個行業的狀況缺乏瞭解,在對外談判中信息不對稱,於國、於商均不利,故盛宣懷到上海不久,便大力勸導各業紳董迅速組織上海商業會議公所,這便成為中國最早成立的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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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商會首創之後,1903年,清政府派員對上海商業會議公所進行瞭考察,肯定商會的價值,並打破前規成立商部。商部一成立,就將勸導各地成立商會列為首要之事,《商會簡明章程》也迅速被制訂出來並頒佈。1904年,上海商業公議公所改名為上海商務總會,成為全國各地組建商會時的學習榜樣。這種官商溝通的新平臺在隨後幾年迅速從上海擴展到全國,甚至連邊陲之縣城、或基層工商集鎮也都開始出現商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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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會成立雖然有官方倡導的背景,但是無論是經費籌措,還是內部管理,基本上是商人自治性質,政府基本上立於監督的地位。維持這些機構顯然需要經費,要政府一下子負擔那麼大的費用也吃不消,因此,類似於晚清大型企業創辦時的“官督商辦”,商會則采取官倡商辦的模式。對於政府來說,有瞭商會,官員們與商人打交道顯然更為便利,交易成本也更為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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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中國成立商會,顯然與經濟民族主義有關,當時的報道曾反復強調國人在“商戰”中要防止局勢被洋商操縱在手,商人應該協力抵制。在這方面,當時官商想法其實是一致的。第一屆商業會議公所總理是嚴信厚,他與盛宣懷非常熟悉。他曾經講過,成立商業會議公所,就是要把商界的聲音集中起來,溝通上下,讓政府在對外談判中知道商界的一些要求。因此,剛開始的上海商會主要是在對外商業談判為政府提供咨詢意見。後來商會承擔的角色,不僅僅是對外,也包括對內。比如說在很多事情上,當政府需要商界的協助時,便會首先想到商會,民國成立後,各屆政府曾經在財政、稅收、新興產業倡導等多方面都得到商會的幫助,這也使商會擁有瞭其他普通社團無法比擬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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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自律的近代化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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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商業健康之發展,始終與行業自律制度分不開。在傳統時代,有悠久歷史傳統的工商業會館或公所,是這種行業自律的關鍵建制。不過傳統工商業通常是按商幫組織起來的。在一些地方,為瞭加強各行幫之間的合作,商人們也有可能創建集體商業組織,這種組織通常是以聯盟性會館的形式被建立起來,如清代重慶曾經有過的八省會館。上海開埠前後,已經存在各種按地域或行業組織起來的會館、公所,但缺乏聯合組織,當上海超過蘇州、寧波等商埠,成為中國東南最重要的商貿中心時,工商社團仍是比較松散狀態。因此,1902年上海商業公所的成立,使上海工商界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一個強調合作與共贏的時代。行業自律也開始超越業界,並且有瞭更規范的要求,在此種背景下,上海工商業的發展勢頭更加迅猛。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合力在面臨中外經濟競爭時顯得尤為關鍵。如前所述,商會的成立就是與晚清商約談判緊密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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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業會議公所剛剛成立時,其實帶有很濃的各新竹靜電機出租行業會館公所台北靜電油煙機租賃聯盟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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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當時的會員名錄中可以發現,代表各商業行幫的合幫會員在早期占很高比例,當然到後來代表新興工商業、以工廠商號名義加入的分幫會員數量越來越多。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上海經濟發展的大致脈絡。正是由於工商業有新舊之分、大小之別,不同行業也可能存在利益交集,因此,商會這種跨行業的整合性自律組織地位就日益重要。商會能夠協調商界不同聲音、不同利益,這點對於上海的發展亦極為關鍵。上海後來成為中國第一通商口岸,與商會的這種協調整合力有密切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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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商會的前後變化也頗大,但在行業自律方面扮演的角色是一貫的。由於商會的引導與監督作用,上海工商業的發展總體而論是從中受益匪淺的。政府當然也可以監管,但有時成本太高,面對政府各種管制政策,無良經營者總是會想出各種應對辦法,因此,行業自身的內部約束與規范就極為重要,這不但可以減輕許多社會成本,對於秩序、創新也很有利。商會的存在,就使得上海工商界不但能在更大的范圍內共享資訊,競爭合作也會更加有序化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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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會的成立,可能也標志著行業自律的近代化。此前傳統同業組織的自律行為,常常是建立在行業慣習的基礎上,一些規定未必符合工商界整體利益,或裁判處罰的做法過於嚴苛,與現代法制不合。上海總商會在1913年就開始設立商事公斷處,對爭議各方以息訟和解為宗旨,減輕司法行政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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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來說,商會後來規定的商事仲裁條例,不但有法律依據,其運用過程也更符合近代商人的一些訴求。正是由於商會在行業自律方面有其獨特的權威性,因此,民國時期各屆政府在起草頒佈與工商界有關法律時,也往往會與商會再三磋商,後者也往往能代表工商界向政府陳情提供專業意見,使得法律制訂更符合工商業界的整體利益。為規范商會事務,民國時期中央政府先後頒佈瞭幾次《商會法》,這不但保障瞭商會的地位,也使商會主導的行業自律活動有瞭更為完善的政策準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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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海商會來講,其自身建設也越來越健全。到1916年,上海總商會議事廳落成,這幢漂亮的建築後來成為最重要的上海公共空間之一。1920年上海總商會商品陳列所大樓建成,來自全國的各種物產商品有瞭一個佈展陳列的地方,許多展覽會也在這裡舉行。同時,總商會亦開始辦起自己的圖書館與雜志,創建為工商界舉辦的公益性商業學校,對青年職員或學徒進行文化教育與專業訓練。商會人事制度從一開始就有很強的民主色彩,如會長與重要職員的選舉,從早期的投黑白子表決,到後來的選票制,都有章可循,程序較嚴格。民國時期上海商會會長的選舉競爭往往非常激烈,其實這也說明其程序有一定公正性。商會運作的制度化,是其後來獲得廣泛社會聲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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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種社會紐結的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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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上海民眾眼裡,無疑上海商會是最有信譽的社會團體之一。這種認同,自然是與商會成立後的社會作為有關系。商人如果隻顧自己圖利,喪失社會責任意識,民間自然對其無甚好感。就晚清民國時期的上海歷史來看,上海總商會不僅是工商界的自律組織,它也成為近代上海重要社會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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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一例來講,在民國歷史上,北京、天津、漢口等大城市都發生過嚴重的兵變,這些騷亂對金融市面與社會秩序破壞甚烈。不過,作為全國最重要的商業都市,上海並沒有發生過此類嚴重的兵變。其原因雖然很復雜,但是商會的存在及其挽救秩序的行動,是上海轉危為安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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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對北洋軍閥時期社會的混亂都有一定瞭解。然而,不同的地方,面臨相似的軍閥武裝沖突,或同樣有派系軍隊駐紮經過,其結局卻各不相同。有沒有負責任的社團或代表出來承擔這種與軍人交涉的事務,或承擔一些派勒負擔,所產生的後果各異。各地的商會在這種情勢下,便扮演瞭極為重要的社會責任團體的角色。在這方面,上海總商會的地位尤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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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上海也曾經發生過幾次戰事,每次打仗市民都很焦慮。這個時候人們可能面臨三種危險:首先是許多戰爭難民的出現,如果他們得不到救濟,社會秩序就會出現問題;其次,參戰各方都有逃兵,失敗者更會出現許多潰兵,這些武裝兵士如果湧到城裡,無序行動,市面肯定要混亂不堪;再者,上海有租界,外國人一直想擴大租界邊界,每次出現戰爭混亂,都有可能導致外人越界行動,甚至將管轄權延展到華界。在這種情形下,中外人士共同認可的上海總商會,便成為協調各方的重要機構,商會也成為可以調配各種資源保護秩序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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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924年的江浙戰爭便是一個顯著例子。戰爭爆發前,經由上海總商會與江浙其他重要商會的調停,江浙兩省簽訂瞭一個“和平條約”,這個條約使戰爭延遲一年爆發。戰爭開始後,總商會不但承擔難民救濟責任,而且負責籌措大筆經費以安頓遣散潰兵,避免瞭嚴重的兵災。6000潰兵能迅速被安置到不同的收容所,收繳其槍械,並且緊急調運輪船將潰兵北運,沒有商會的支持力量是很難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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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商會在秩序挽救方面的作為當然不僅收容潰兵這一件事。每次上海面臨各種秩序危機,商會都會出來斡旋解決,減輕損害。如晚清民國時期,上海曾經出現過幾次非常大的金融風潮,如1910年的橡膠股票風潮,1921年證券交易所瘋狂投機熱潮導致的信交風潮等等。每次發生這麼大的金融風潮,如果沒有商會與錢業公會、銀行公會這樣的機構出來協調解決,並承擔責任,可能市面敗壞迨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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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上海是國際通商大埠,中外人士雜居一城,租界、華界又毗鄰交錯,矛盾自易滋生。1904年上海商會總會一成立,便面臨要調解因為俄國水手殺死寧波車夫周生有的重大交涉事件。次年更發生嚴重的大鬧公堂案與抵制美貨風潮,商會對這些事情的處理都直接與社會秩序攸關。到“五四”以後,民族主義浪潮湧動,商會就處在風口浪尖。一方面商會要擔任社會救濟的責任,另一方面,工商界自然不希望秩序完全失寧,市面出現動蕩。例如五卅運動中,上海總商會就與上海總工會合作籌措到三百餘萬的款項,解決罷工工人救濟難題。這種行動,不但使運動得以實現,亦使得秩序能夠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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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歷史,商會在上海城市發展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靜電油煙機租賃當然不僅在於溝通政府與商界、行業自律、社會秩序、責任承擔等方面。其他如制度創新、技術移植、社會教育,風俗改良等等,商會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如果我們打開當時的檔案或報刊等資料,隨處可見相關史實記載。上海總商會的歷史故事,相信對於今天經濟社會的發展有一定借鑒意義。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本文根據作者在東方講壇·文化上海系列主題之“風從海上來——近代上海經濟的崛起之路”系列演講速記稿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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